创作人的浪漫与日常──序何建宗《文艺劳动:香港创作人的工作与日常》

2020-06-19  阅读 260 次 作者:

青年学者何建宗的新着作,题为《文艺劳动:香港创作人的工作与日常》。很喜欢以日常为题的书籍,因为它的意涵丰富,亦存在深刻的意义;创意工作者的日常更是布满了张力与矛盾。但素常只重视业绩的社会,谁又会关心创作人的工作与日常?除非与资源分配及生产力相关。何建宗便指出在「创意产业」要大展鸿图,也是时候认识创作人的特质,他们的期许以及生存的需要。

创作人,包括艺术家,在中西方传统都曾经被赞助甚至供养,让他们可以专事创作;达到天才级数的,甚至由国家御用,这当然因为相信其有鬼斧神工。其他艺术工作者都不过被视为手工艺者(Artesan),即使有创作的好意念,也没有被欣赏及评价的机会。何建宗写这一本书在提供理论之余,还访问了本地创意产业中所包括的四个组别:文字、音乐、电影及视觉艺术裏的艺术工作者,让实录反映他们在日常生活面对的各种挑战,包括收入、工时、满足感的程度、社会的对待以及他们坚守的价值观。

何建宗说他写作的动机是基于近十年香港官方推行创意产业,而政策却偏向于硬件基础建设及架构组成,忽略了本地创意工作者的生活素质以及工作待遇。此外,官方把创意工作者视为同质体,忽略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异质性,包括所属的艺术领域、岗位、性别及个人资历。此等认知,叫人明白到作者的提醒:文化及创意是生态,不是产业。生态必然涉及日常生活及创作的条件,社会对创作人的资源支持,以及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与期望,还有创作人之间的互动。我是十分赞同生态的观念,也同意如果没有相应性的真实理解,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政策论述便失去焦点,并忽略了创意在香港的特殊性、多样性和複杂性。

作者访问了文字、音乐、电影、视觉艺术界别各四位活跃的艺术工作者,并以实名进行访问。这群推动并实践创作的人当然毋须隐名,其实更应加以推广和认识。文字界邓小桦便谈到香港出版社印刷创作书籍,一般初版都是1,000本,但通常只能卖二三百本,恰好够回本罢了。申请官方资助文学杂誌《字花》,别人会用「文学综援」或「攞着数」来形容。事实上不少文字创作者的收入仅够糊口,必须把持心理的平衡,包括恰当的期待、坚持以及义务感,如此才能体验真正的满足。

在本地流行音乐当过不同工作岗位的郭启华,感慨地说香港流行音乐今非昔比,整个娱乐及传播事业都在经历低谷,未来十年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些什幺。最难过是见到新人们跃跃欲试,却又知道这些人在幕前幕后,都难以在此低谷中冒出头来。

唱作人冯颖琪则在访问中比较自己从前当律师到现今为全职音乐人的生活,从前收入以每分钟谈话计算,与客户一通电话便可计钱。在音乐工业裏,有八成工作时间是在录音室中等人,一只唱片的价值今非昔比。现在音乐更形同免费,难以保障创作人的生活收入;但如果真正享受音乐,全然进入那个世界,可以抵消一切负面的元素。

电影人麦曦茵诉说在电影界工作收不到酬劳的经验:光是写剧本,不被採纳便没有收入;要是人家用了自己的故事,没有交待也没有酬劳。但她以此为常规,把心思放在人生中可有多少为自己信念发声的机会。艺术家白双全则提到生活的态度:得学懂如何生活得简单,懂得变通,毋须排斥所谓「商业性质」,必需条件是要能适应突如其来的改变。

新书编录的访谈,阅读趣味盎然。我们对受访创作人的生活向来所知无几,只有在谈话的字裏行间,筑构出一段段对创作不离不弃、坚守信念,并思考策略以谋应对艰难生活的故事。他们在对话中的坦白和诚恳,能使本地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政策更能对口吗?但强调业绩及把文化艺术视为社会服务的政策制定者,又能否用心了解及认知?

何建宗在总结访谈的一章,提到部分创意工作者入场时充满浪漫情怀,到了生活逼人,要抉择是否离场的时候,才意会到离开了就不能再回来;原来他们享有的社会资本是设有「有效日期」的。何赞同布拉奥克(Scott Brook)说,创意工作者所置身的範畴,要由工业改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概念,并以「创意生态」的宏观性,思考如何保障文化及创意的劳动。如此,文化及艺术政策才可跨出狭陋的单一经济想像,以及一厢情愿的、未能有真正现实认识基础的拨款政策。

事实上,不少创作人以自己生命的大量精力,在失重的状态中依然致力维持创意生态,继续存活;不论现况是多幺低迷,前景未见明朗。可惜的是高谈「创意产业」的政策订立者仍然固步自封,未能踏入「场域」的广阔思考。何建宗在书中撰写的创作人生活及工作现况报告,虽然只能访问少数的代表者,但此计划作出了相当重要的提醒,涉及政策参考的基石。报告中亦可见创作人生活的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震荡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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